野猪不再受“三有”名录保护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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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新华社报道，6月30日，国家林草局公布了新调整的《有重要生态、科学、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》，在部分地区致害严重的野猪，被正式调出名录。

据介绍，此次新调整的“三有”名录，共收录野生动物1924种。与2000年首次发布的名录相比，在基本保留原有种类的同时，新增了700多种野生动物，显著扩大了保护范围。或许有人会因此疑惑，原本在册的野猪，此次为何被删除？

这是因为，当前，野猪这个物种自身已不存在生存威胁，不少地区甚至因其种群数量过高，对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，因此才会被名录调出。实际上，这也恰好体现了修订调整“三有”名录的目的，是更加科学地进行野生物种保护。

其实，在2021年，“三有”名录修订的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布时，是否删除野猪，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不同意见的讨论。如今尘埃落定，那么，野猪作为一种野生动物，未来将如何被利用和保护，甚至对今后野生动物的保护利用有哪些影响，都值得关注。

首先需要明确的是，将野猪调出名录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捕杀，其仍受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的保护。该法规定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捕杀、利用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以外的其他陆生野生动物。因此，私自捕猎包括野猪在内的野生动物，仍然是严格禁止的，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“红线”。

不再受“三有”名录保护，让有组织合法开展的猎捕活动程序更加简便，但绝不是让其成为“偷捕偷猎”的破口和漏洞，仍需坚持保护优先原则，严格遵守禁猎区域、禁猎期、禁用猎捕工具和猎捕方法以及国家枪支管理等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
此外，专家也强调，将野猪调出“三有”名录后，按照新修订的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，其造成的损失仍属于致害补偿范围，受损群众仍可以依法获得补偿。可以说，将野猪移出“三有”名录之后，只是对其保护更加精细化了。

事实上，野猪的命运，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变化的一个缩影。

野猪种群数量在历史上经历了较大的起伏。有专家介绍，1949年，全国野猪大概有200多万头，但直到1989年我国第一部野生动物保护法才出台。这40年间，因过度捕猎、持续对野生动物栖息地开发和利用等原因，野猪数量锐减，甚至在不少地方局部灭绝。

在约2000年前后，野猪被列入“三有”名录后，其种群数量开始逐渐恢复。除保护力度加大，也由于我国整体生态环境改变、天敌减少，造成野猪数量大增。因此，随着人类活动范围扩大，人与野猪冲突日益增多，也给生产生活造成了实际灾害。

我国野猪种类繁多，各地区间种群分布、数量等差异也较大，和当地其他物种、人类生产生活关系错综复杂。但野猪本身并不是人类社会“入侵者”，它们在生态环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，不能简单从对人类的利害角度来衡量其是否应该被保护。

而且，即便从“实用主义”出发，野猪也是自然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。比如，通过野猪翻土拱泥等种群活动，可以调节植物群落，其觅食行为能帮助控制森林鼠患。野猪同时是食物链上级动物的主要食物，其遗传基因也是改良家猪品种的重要来源。

众所周知，任何一个物种的兴衰，也都会给自然造成不可逆的影响。而野猪这一物种的存在，本身就是大型猫科动物和各种掠食者重返中国野外的基石，其所处的生态位，以及对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影响，非常重要。

近年来，随着全民环保意识逐渐提高，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呈现出向好趋势，一些濒危物种的野外种群数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，一些物种甚至已不存在生存威胁，比如野猪。

但随着人类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，我们和野生动物的交集也必然越来越多，包括野猪在内的所谓“动物进城”的问题也被广泛关注。在此情况下，如何更科学地保护野生物种、维护生物多样性，在人类自身发展和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中求得平衡，无疑是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新课题。

以此而言，野猪落选“三有”名录引起的社会热议，也是面向公众进行野生物种保护科普教育的良好契机。而帮助公众更加清晰地理解野生动物“保护”和“利用”的边界所在，以实现生态保护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，无疑也是此次“三有”名录调整的现实意义之所在。

撰稿 / 周威（科普专栏作家）